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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新时代的文化自信 推动新阶段的文艺繁荣
信息来源:白烨 中国艺术报    发布部门: 浙江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发布时间:2017-11-0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所作的《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党和国家五年来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深刻阐述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与要点,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的大政方针和战略决策。报告中对包括文化在内的各个领域的努力方向和工作要点,都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做出了切实的部署,这对于文艺工作者在历史的新方位和事业的全局性上深刻认识新时代,明确新任务,以全新的姿态和振奋的精神投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指引,给予了强大的精神激励。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新的时代也需要新的文化先行。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指出:“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由此可见,文化与“复兴”密切相关,“复兴”需要文化推波助澜。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的好几处谈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并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时,特别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为题,论述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要义与要点。这些重要的论述与论断,及其蕴含的思想精神,既为今后一个时期文艺工作的励精图治构制了一份明晰的路线图,也大大增强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砥砺前行的使命感。


坚定的文化自信

源于也立于坚实的文化根基

 

自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文化自信”的重要论断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讲话中都反复强调“文化自信”的重要意义。这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又特别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这里,由文化自信立足,进而谈到文化的繁荣兴盛,最后落到民族的伟大复兴,环环相扣的论述中,揭示了文化自信决定文化建设,文化建设影响民族复兴的逻辑关系。


文化自信与民族复兴的愿景,与文化繁盛的伟业,都密切相关,这也当然与文艺息息相关。文艺是触及心灵、砥砺精神的事业,文艺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艺作品追求以贯注于审美形式的内在精神塑造人,打动人,感染人,征服人,首先要求作家艺术家凸显立于本土文化的精神主体,葆有民族精神的文化内力。因此,是否具有文化自信,以及文化自信是否充足和坚定,都会直接影响文艺家的创作与作品,影响到文艺作品的品格与品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自信关乎文艺自强,文艺自强需要文化自信。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概要地提示了文化自信的根源所在,那就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这样三个元素的有机融合,使我们的文化精神悠久而深厚,我们的文化血脉绵长而浓郁,这也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根源,奠定了我们的文化自信的主要根基。


优秀的传统文化造就了历史的辉煌,也滋养了民族的成长。在5000多年的生息与发展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创造了灿烂的文化与文明。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与精神遗存,不仅为中华民族自身的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的滋养,也为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与理念,不仅铸就了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辉煌历史,而且在今天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内含了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天人合一、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等丰厚而独特的精神元素,其中所蕴涵和展示的文化精神、文化气度,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的。像这样的思想和理念,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都有其永不褪色的应用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们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创造,也是我们民族取之不尽的精神源泉。


优良的革命文化哺育了许多革命志士,也强健了整个民族的肌体。自近代以来,尤其是建党、建军之后,我们党和人民在长期而艰苦的革命战争与民族斗争中,创建着一个个红旗不倒的革命根据地,进行着一次次绝处逢生的革命斗争,也是在这样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中,孕育出了顺应时代、合乎人心的革命文化。从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到后来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集中体现了在一个特殊的国度和社会时期里,民族和个人如何为生存和理想苦苦寻找解放道路的斗争精神,显示了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对幸福的向往和为理想而献身的气概,其鲜明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舍生忘死的英雄主义,已经作为重要的精神元素融入我们党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基本要求之中。这些革命文化,过去是我们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今天仍然是我们追求民族复兴的伟大理想,实现“两个一百年”伟大目标的不可或缺的思想动力与精神资源。


优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彰显了鲜明的中国特色,显示了强劲的中国力量。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们党和人民在现代的革命斗争、当代的社会建设,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的强国富民奋斗过程中累积和孕育出来的,它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五四运动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传统、吸收借鉴世界优秀文化成果、集中体现全国各族人民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价值取向与精神追求。其主要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一价值体系,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这样四个方面,主导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指导思想、发展方向、根本目的等,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所具有的先进性、科学性和优越性。以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撑和民族凝聚力、社会向心力的重要源泉。


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递进与积累的结果,是从古到今民族精神的传承与发展的结晶。这一切总合起来,就构成我们民族精神永不褪色的鲜明标记,我们国家和人民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遗弃这个传统、丢掉这个根本,就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就会丧失文化的特质。对于当今中国来说,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志气高扬的革命文化、奋进不息的先进文化,就是推导我们从过去走到现在的强劲动力,也是保障我们从现在走向未来的定海神针。因此,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予以坚持、千方百计地加以弘扬,并使其惠及当代、恩泽后人。


认识文化自信,把握文化自信,高扬文化自信,坚定文化自信,还在于要超越狭义的文化范畴,从广义的角度和层面,去理解、认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的文化是历史地形成的,是在实践中产生出来的,它化合了道路、制度与理论,串结了过去、现在和未来,因而具有一种整合性与总体性。正因为它积淀着民族的基因与血脉,连接着国家的历史与现实,寄寓着人民的选择与意愿,所以,这样的文化自信才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在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

着力突显“中华性”与“民族性”

 

谈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循和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守中华文化立场,立足中国当代现实,结合当今时代条件,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协调发展。”在这段重要论述里,有两个关键词与“中国特色”关系甚大,这就是“中华文化立场”和“民族的”。“中华文化立场”,强调的是文化立场上的主体站位;“民族的”,强调的是文化属性上的族群标记。这两点分别从主体和客体两个方面,强化着文化所应葆有的特征与特色。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文艺,尤其需要在理论批评和文艺创作中,乃至文艺活动与文艺生活中,突出“中华性”文化立场,彰显“民族性”审美风范。


“中华性”文化立场,包含了出自于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立足于中华文化的精神依托,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验与精神的主体性。而这种主体性,又可能体现于文化与文艺工作的出发点、立足点、落脚点,以及文化与文艺工作者的眼光、胸襟与情怀。提出“中华性”,强调“中华性”,在当下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与“中华性”相对应的,是“全球化”。从新时期到新世纪,由经济到文化日益澷泛的全球化,既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良好的契机,也给我们带来诸多的干扰,极大的影响。如在文艺的理论批评方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借助于社会与经济的改革开放,通过“走出去”和“引进来”的两种方式,在思想文化、理论批评等方面,引进了大量的西方学术经典,译介了很多欧美的文化文艺论著。这些立于西方文化立场,出自西方学者思考的学说、观点与观念,有长有短,良莠不齐,而我们的一些学人在借鉴与吸收中又缺少分析与鉴别,使得同样面对西方的学术与文化,却在不同人那里,产生了不尽相同的影响,呈现出决然不同的结果。有的学者在学习中辨析,从中吸取有益的养分,使自己的知识结构吐故纳新,学术与文化研究与时俱进。而有的学者则在知识的吮吸中,生吞活剥,迷离倘恍,渐渐地游离了原有的文化立场,变成西方思想与文化的膜拜者和应声虫。由于思想文化上的“崇洋媚外”倾向与思潮的不断影响和渗透,理论与学术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偏向,如把西方文化等同于现代文化、先进文化;在一味靠近中不断叫好;文学研究中把“海外汉学”看成是学界前沿和学术尖端,在“海外汉学”的影响下,对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判断,出现不断高抬非主流文学,一味贬低革命文学的倾向。在文艺理论领域,一度也是在大量引用西方的概念,照搬西方的理论,用这种并不切合中国实际的概念与理论,来分析和论评中国当代的文化现象和文艺作品,从而得出与中国当代文艺不相符合的不实之论。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到的“不能用西方理论来剪裁中国人的审美”,就是对这种流行性现象的批评,对文化文艺工作者守住中国文化立场的提醒。


因此,在文化和文艺领域,无论是从事理论探讨,学术研究,还是从事文艺批评,文艺创作,都有一个在“全球化”背景与场景下,如何保持立于中国文化的“中华性”问题,以及中国文化人、文艺人应有的文化自觉。在这一方面,著名的文学学者费孝通曾指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形成的多元文化是世界里确定自己的位置”。文化自觉是一种觉悟,也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实际上就是在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自觉反思中,对于新的文化主体的不断建构。只有文化、文艺领域的个体在“中华性”上坚守本位又不断刷新,整体的文化建设才有可能朝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方向,不断丰富,走向繁盛。


与“民族性”相对应的,是“世界性”的概念。文化与文艺领域的“民族性”,是民族内部在文化交流与碰撞整合中呈现出来民族共性。这种民族共性,既表现为独特的民族性格,也体现为独特的民族审美。具体到文艺创作与文艺生活上,民族性常常表现为独特的民族形式与民族内容的完美统一,由此呈现出自己的独特形态,独有神韵。


文化是在互动中识别的,是在交流中发展的。因此,文学、文艺的民族性,同时内含了开放性与世界性的元素。但正是这种交流、互动与竞争,又反过来向民族文化提出了如何不失自尊,怎样不失自我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延安时期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就明白无误地申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民族的。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的民族特性。”他还由马克思主义需要中国化的角度,说到一切外来的文化,都要“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而“民族形式”,就是“中国文化自己的形式”。这种对于民族化的精到阐释,包含了自尊、自信与自立的意涵,并与“中国化”相等同的理解,值得我们今天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予以再度重温,给以高度重视。


在我们的文艺领域,“民族性”也是一个不断被讨论,又不断被非议的热门话题,而在创作实践中,也常常出现对于“民族性”的漠视与游离,并由此标榜“走出中国”,“走向世界”。甚至在一个时期和一些领域,“民族性”都不大谈起,好像一谈“民族性”,就显得封闭,显得落后。毋庸置疑,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的当代文化和文艺,对于我国的民族性格与民族特点越来越不能予以完整和深刻地体现,在艺术形式上葆有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的文艺作品也越来越难得一见。


“民族性”内含了地域性,又葆有中国性。因此,保持和坚守“民族性”就显得十分重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到文化传统的血脉,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在这里,民族性与文化传统,与文化自信紧密相连,前所少有地强调了民族文化和文化的“民族性”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我们需要认真学习领会这些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深入思考如何正确处理中国当代文艺与全球化文化发展的矛盾,深度挖掘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底蕴,从容应对文化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并在这种博弈中更彰显中国的文化精神,中国的审美追求。


加强现实题材创作

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有关文艺工作的几次重要讲话中,都特别强调文艺与人民、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时代的内在缘结。在2014年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我国的作家艺术家应该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倡者,通过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文艺作品,书写和记录人民的伟大实践、时代的进步要求,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在2016年11月30日的《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近平指出:“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并向文艺家提出:“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的要求。这次党的十九大报告,习近平在关于文化建设的简要论述中,特别提出:“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不断推出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把这些论述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在有关文艺创作的要求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于文学艺术切近“新时代”,作家艺术家书写“新史诗”,一直抱有热切的期待。


在文艺创作领域,作品的题材不胜枚举,但现实题材尤其重要;现实题材中可写的也不一而足,但写出“中华新史诗”更为紧要。现实题材之所以重要,有很多显而易见的理由,最为重要的,有三个方面:一是伟大的新时代及其带来的社会生活变异和人们的心理变动,需要优秀的现实题材作品去反映和描述。通过作家艺术家个人的深切感受,作品呈现的精彩故事,书写出这个时代的新气象,塑造这个时代的新人物,传扬这个时代的新精神;二是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又是历史的“剧作者”,作为“剧中人”和“剧作者”,需要通过紧贴时代的潮动,反映时代生活的优秀作品,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反观时代中的自己。在这个意义上,现实题材作品具有时代镜像的功能与作用。三是文艺是一定时代的文艺,这个时代的文艺一定要打上属于这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并在“把握时代脉搏,承担时代使命,聆听时代声音,用于回答时代课题”的过程中,实现与生活的密切互动,保持与时代的紧密联系,并不断焕发出自身的生力、活力与魅力。


写出“中华新史诗”更为紧要,是因为“新史诗”在题材题旨上具有天然自在的重大性。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们党领导人民所进行的奋斗,推动我国社会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这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人类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面对这种史诗般的变化,我们有责任写出中华民族新史诗。”面对这种震古烁今的史诗性变化,无动于衷,是严重的失职;无能为力,是显见的失责。所以,写出“中华新史诗”,既是时代的召唤,人民的需要,也是作家的职责。书写“新史诗”,向作家艺术家提出了更更多高的要求,那就是要走出对于生活零碎的印象,对于时代肤浅的感受,要在历史与现实的勾连,中国与世界的关联上去思考和升华个人生活、个人经验与社会和时代的关系,抓取和思索重大问题,处理和把握重大现象,以具有生活广度、精神厚度和艺术力度的优秀作品,捕捉时代脉息,记录时代变革,同时体现这个时代的文艺的美学气度与作家的艺术风格。


与“加强现实题材创作”,“写出中华新史诗”的要求相比,我们的文艺创作确实差距甚大,需要深加反思。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来,从人们看得见的社会日常生活,到看不见的心理世界,都发生了深刻而巨大的变异。这种从经济到文化,从物质到精神的历史性变迁,的确给当代的文艺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创作素材与写作契机。从理论上讲,我们确实处于了一个孕育文艺精品的伟大时代。但从实际上看,我们却没有取得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艺成果。即以文坛内外最为关注的长篇小说来看,现在每年的长篇小说总产量都在5000多部左右。在数量稳步增长的同时,近两年的许多长篇小说,都表现出直面新的现实,讲述新的生活故事的审美取向。但认真检省起来,却不难发现,多样化的写作中,旨在反映中国特色的社会现实,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巨大而深刻的时代变迁,以及这种社会巨变带来的人们心理撞击与精神新变的作品,还并不多见;而着力于典型人物形象的精心打造,尤其是写出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凛然的正气,葆有新的时代气息和精神气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形象,还显得相当薄弱。


我想,一时难于出现书写“新史诗”作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文艺家对这种一直在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现实,既需要近距离地细致观察,又需要艺术性的整体把握,这不仅要求很高,而且难度极大。它对作家的要求,除过有精准地把握现实的能力与精湛的艺术表达能力外,还最好具有由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历史学等知识融合一起构成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以及用这种特有的素质打量生活,处理素材,提炼意蕴的非凡功力。用这样的标尺去衡量我们的作家,无疑还有较大的差距,确实还需要好好蓄精养锐,进而奋发蹈厉。


文艺的生命力,既在于根植于生活,又在于作用于时代。文艺自身的这种规律性要求,与习近平总书记在报告中提出的“加强现实题材创作”以及在其他重要讲话中要求包括文学艺术在内的文化宣传“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是有着内在的契合的。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立足自我,又要超越自我,把“小我”融入“大我”,把时代使命内化为自己的文学情趣与艺术追求,真正使自己的文艺写作,接地气,有生气,扬正气,感知人民声息,感应时代脉搏,努力为伟大的新时代放声歌唱,积极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在新阶段赢取新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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